尴尬的教育制度，糟糕的作曲推广机制，还有不断强大的商业诱惑。国内作曲家在中央音乐学院77级出现了陈其钢、郭文景、叶小钢、谭盾、刘索拉等一批大师，都已颇有建树，而此后三四十年，几乎再无新作曲家进入大众视线。

　　“北京国际音乐节做了18年，一直以委约方式推动新创作、发现新作曲家，但是很遗憾，从我们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到，今年仍然委约郭文景和叶小钢这两位可以说已经在业内占领顶端的大师。新人在哪里，我们找了但是找不到。国内作曲家已经面临相当严峻的断代问题。”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这样表示。

　　新作品重视不够

　　国内音乐教育通病

　　中国作品的委约和创作是中国交响乐事业发展的根基，从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起，委约创作和推广中国作品成为音乐节的一大特色，北京国际音乐节曾经推出了叶小钢的《大地之歌》和歌剧《咏·别》，也曾推出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记》、《李白》、《巾帼英雄三部曲》和《江山多娇》等，更有谭盾、周龙、陈其钢等接受北京国际音乐节委约创作。在本次杭州爱乐乐团演出的中国作品音乐会中，将推出乐团最新委约郭文景创作的交响诗《满江红》以及叶小钢创作的《七阙西湖》和张朝的钢琴与乐队曲《中国之梦》。

　　“可以说，北京音乐委约作品创作开端于北京音乐节。”余隆说，“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委约作品，我们是在为下一代人做点什么。”余隆把音乐节的委约作品比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委约的意义就在于推动创作，不仅仅是推动新作品，更重要的是推动新人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作。”余隆说。

　　而现实的尴尬是，对国内作品和新作品重视不足几乎可以说是国内指挥家、演奏家的通病。“即使最优秀的音乐家对待中国的作品发自内心来讲还是低于对西方古典作品的重视。”郭文景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曾听过两位可称得上国内最出色的钢琴家演奏，在弹奏西方作品时的声音乃至演奏者弹奏时的表情都相当完美，但听他们在弹奏《黄河》时暴露出相当多问题，细节没有雕琢，声音也明显缺乏控制。”

　　杭州爱乐乐团团长邓京山对此也格外有感触，“成立于2009年的杭州爱乐，当时正赶上金融危机爆发，很多国外学习的学生职业选择更加窘迫，于是赶来报考杭州爱乐。当时赶到杭州考试的有来自18个国家的650多人，组织起了73人专业的演奏团，但是很快发现，这些学生演奏西方古典都技术纯熟、声情并茂，但对国内作品就完全无感”。

　　有效推荐机制欠缺

　　老师们多在说自己

　　目前，活跃在创作领域和大众视线的国内作曲家多是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级，而这一批作曲家的年龄都已在60岁上下，比如陈其钢、郭文景、叶小钢、谭盾等。毫无疑问这中间是断层的，细数纯粹以作曲家身份现身、惟一称得上有些影响的是赵林。人们已经许久见不到新的、纯粹的作曲家出现，而获得更为广泛关注的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唱作人”，那么中青年作曲家到底都去哪了?

　　“坦率地说，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内或者说学院里欠缺有效的推荐机制。”余隆说，在作曲这个行当里，熟悉各大乐团情况又了解创作能力的人引荐是非常要紧的，“以我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来举例，我接触老师介绍自己的学生非常少，而推荐自己作品的却很多”。余隆认为，作为并不太熟悉乐团情况的专业作曲系学生而言，不太可能让一个乐团去主动了解一个作曲新手，而职业乐团也不太可能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去试一个新手作曲家的作品。在二者对接时，负责任且有慧眼的前辈作为推荐人就必不可少。“可现在老师们通常会强调‘我有一个怎样的作品’、‘快委约我一个怎样的作品’。我觉得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应该有胸怀去推荐年轻人的作品，推荐年轻的演奏家，要顾及到年轻人作品的传承和延续。”余隆说，“作为指挥当然应该主动去听、去看、去发现有能力和才华的人，但推荐也很重要。”

　　此外，在教育经费已经相当充足的当下，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例，校园虽然为青年作曲系学生组织了大量演出、比赛等实践机会，但是多半都活跃在象牙塔里，尽管参与了很多国际类的作曲比赛，比如不久前刚结束的新加坡国际华乐室内乐作曲比赛，但成长中的青年作曲家并没能走出象牙塔，更没有获得被专业音乐机构和市场发现的机会。

　　商业市场诱惑

　　作曲家们都在尝试跨界

　　“推荐的情况少，也许还能归咎于前辈们，但奇怪的是也没有见谁拿着作品过来自我推荐。至少中国爱乐就没有碰到过有作曲系的学生主动来寻求试演的机会。今天我接触到的指挥系学生很少提到他演了或者试了某个作曲系同学的作品。我真的希望青年作曲家不要就此消失。”余隆说。

　　北京商报记者随机走访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一位在读学生正在兼职一份钢琴家教。他介绍，现在音乐学院毕业了都比较难找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每个专业不过二三十个人，现在每个专业有几十上百人了。很多同学在自己找路子，比如进入大琴行或者进影视后期工作室。

　　有学生表示，“现在都讲跨界，只会作曲终究要被淘汰掉。作曲系如果没有接触管弦乐队的条件，基本没什么出路”。相对作曲而言，音乐教育专业的工作机会就多得多，学习电子音乐制作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做电视剧、电影、游戏、广告配乐，或者流行音乐的编曲。

　　对此，余隆认为，“商业创作的作品一定会存在，但是对于事业的纯粹和热爱是否会受到商业的影响。有多少年轻人将作曲作为自己的事业，这需要一种耐心，需要更纯粹的创作心境，需要多次实验，是一条辛苦的道路。造成今天这种状况，老师责任很大。需要引导学生进行纯粹的艺术创作，追求艺术高峰是很重要的”。(文章来源：北京商报首都演艺周刊，作者：姜琳琳，原文标题：大师之外新面孔难寻国内作曲家的断层危机)